三月，春回大地。
长安城的柳芽刚冒出来，嫩黄浅绿，缀在枝头像一层薄烟。曲江池边的桃花也开了，粉白相间，映着水面上的粼粼波光。城中仕女结伴出游，衣袂飘飘，笑语盈盈，到处都是一派春光烂漫的景象。
但苏砚知道，这个春天不太对劲。
他是在三月初三出宫采买茶青辅料时察觉到的。
从皇城到城南茶市的官道两侧，是大片的农田。往年这个时节，关中平原上的冬小麦应该已经拔节抽穗，满眼碧绿，长势喜人。但今年——
麦苗蔫头耷脑。
叶片卷曲发黄，软塌塌地耷拉在茎秆上，像被开水烫过一样。田埂上的土块干裂成一块一块的，裂缝有指头宽，深深扎进地里。
苏砚放慢脚步，沿着田埂走了一段。
空气里有一股干燥的土腥味。不是雨后泥土的芬芳，而是久旱之后土地龟裂的枯涩。风一吹，细碎的尘土扬起来，迷得人眼睛发干。
田里有几个农人在劳作。说是劳作，其实也不过是蹲在田埂上叹气。
一个老农手里攥着一把干枯的麦苗，脸上的皱纹像田里的裂缝一样深。
“老丈，今年雨水如何？“苏砚停下来问。
老农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见他穿着体面，以为是城里来的贵人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贵人有所不知，开春到现在，统共就下了两场雨。场场都是毛毛雨，地皮都没湿透。照这样下去，夏收怕是要减产三成。“
旁边另一个中年农人接话：“三成？你太乐观了。我那块地已经在裂了，井水水位降了两尺。要是再旱两个月，连种子都播不下去。“
“官府不管？“
老农苦笑：“管什么？去年报上去的旱情折子，石沉大海。里正说上头讲了，'盛世风调雨顺，不必报灾'。“
苏砚沉默了。
“盛世风调雨顺，不必报灾。“
这八个字，和宫中百官嘴里说的“盛世无虞“如出一辙。
不是没有灾。是不允许有灾。
因为一旦承认有灾，就等于承认“盛世“有瑕疵。而“盛世“是不可以有瑕疵的。
所以旱情不存在。所以堤坝不需要修。所以边患不需要防。
一切都好。一切都安稳。一切都“无虞“。
苏砚买完辅料回宫的路上，又绕道去看了几处水渠。
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全靠渭水及其支流。往年三月春灌时节，水渠里应该是水流湍急，哗哗地灌入农田。但今年——
几条主要水渠的水位都明显下降。有的支渠甚至已经断流，渠底裸露着干裂的淤泥，像一条条死去的蛇。
苏砚蹲在一条支渠旁边，用手探了探渠底。
淤泥干硬，表面结了一层灰白的碱壳。这说明断流不是今天才开始的——至少已经持续了半个月以上。
他站起身，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。
天空万里无云，蓝得刺眼。
不是那种雨后初晴的澄澈之蓝，而是一种干燥的、灼人的、不带一丝水汽的枯蓝。
这种天色，他小时候在家乡见过。
那是大旱之年的天。
他绕道去了城南茶市。
茶市是江南茶商云集之地，每年三月，第一批早春茶青从蜀中、江南快马运到长安，茶市便热闹起来。但今年——
茶青的成色明显不对。
苏砚拿起一匹蜀中蒙顶茶青，凑到鼻端闻了闻。叶片薄而干涩，边缘微微卷曲发黄，指尖一捻就碎了。正常的蒙顶茶青应该肥厚油润，带着高山云雾滋养出的清冽香气。但这批茶青——
“这是今年的头春？“他问茶商。
茶商是个四十来岁的蜀中人，满脸愁容：“可不是嘛。茶山从腊月到现在没下过一场透雨，茶树发的芽又小又薄，内含的茶汁也不足。往年一斤茶青能出八两干茶，今年怕连六两都难。“
“价钱呢？“
“涨了四成。茶青少了，抢的人却多。再旱下去，怕是要涨到翻倍。“
苏砚放下茶青，又看了几家。家家都是同样的情形——江南的顾渚紫笋、福建的建州腊面、浙东的瀑布仙茗，无一例外地叶片干瘪、香气寡淡。
旱情不只影响粮食。茶，也逃不过。
苏砚的心沉了下去。
回到宫中，他立刻留意朝堂的动态。
不需要刻意打听——茶司是宫廷信息的集散地。每天送茶进各衙署的匠人，回来时都会捎带几句听到的消息。日积月累，苏砚对朝堂上的大事小情了然于胸。
果然——
工部再次呈报了渭北堤坝的隐患。
渭水北岸的堤坝是关中平原的命脉。一旦溃堤，洪水将淹没数十万亩良田，波及三个州县。工部的折子写得很详细——堤坝年久失修，多处出现渗漏，若不赶在汛期之前加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折子递上去，三天后批复下来——“着即缓议“。
理由是：如今四海升平，不宜大兴土木扰民。
苏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工坊里蒸茶。
他的手稳如磐石，将蒸笼严丝合缝地扣在锅上。文火慢蒸，水汽袅袅。
但他的心在发抖。
“不宜扰民“——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可如果堤坝溃了，那才叫真正的“扰民“。
数十万亩良田被淹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。那不是“扰民“，那是灭顶之灾。
但朝堂上没有人这么想。
因为御茶告诉他们：当下安好，不必多虑。
户部收到了关中旱情的初步报告。
报告是地方官呈上来的，措辞谨慎，数据详实——关中东部三县冬麦受旱面积已达四成，井水水位下降二至三尺，部分溪流断流。若持续无雨，夏粮减产几成定局。
报告递到户部，尚书看了一遍，提笔批了四个字——“留中不发“。
不发，就是不公开。不公开，就是让所有人以为“没有旱情“。
没有旱情，就不需要赈济。不需要赈济，就不需要动用国库。不动用国库，户部的账面上就依然是“收支平衡、国库充盈“。
多好。
多安稳。
多“盛世“。
兵部收到了边关游牧部落异动的情报。
北方草原去年入冬以来持续干旱，牧草大面积枯死，牛羊大批死亡。游牧部落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，部分部落开始向南迁徙，逼近边关。
兵部的探子将情报送回长安，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，结论是——若不提前加强边备、调拨粮草，一旦游牧部落大规模南下，边关恐有失守之虞。
情报递到兵部尚书案头。
尚书看了三行，打了个哈欠。
“蛮夷蛮夷，年年闹腾，哪年不闹？“他端起御茶抿了一口，温软绵甜的茶汤入喉，浑身松弛，“加派斥候，密切监视即可。不必大惊小怪。“
情报被压下不议。
苏砚站在工坊里，听着送茶匠人带回来的这些消息，心中一片冰凉。
三条线。
旱情、水患、边患。
每一条都是需要正视、需要应对、需要立刻行动的真实危机。
但朝堂上没有人愿意看。
不是他们看不见。
是他们被训练成了“不愿看见“。
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新式御茶，早已将百官的忧患意识消磨殆尽。他们的思维被锁定在“当下安好“的框架里，任何关于隐患、风险、危机的声音，都会触发本能的排斥。
就像一个人被蒙住了眼睛，你告诉他前面有悬崖，他不会感激你的提醒，反而会觉得你在咒他。
苏砚低头看着案上的茶饼。
新制御茶，温润绵软，香甜适口。
一块完美的谎言。
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
控心局最大的危害，不是让人麻木。
而是让一个国家失去了应对危机的能力。
当所有人都觉得“没有问题“的时候，问题就会以最大的规模爆发。
而那时候，已经没有人能够拯救了。
因为所有人都看不见问题。
除了他。
一个底层茶匠。
一个每天做茶、每天假装顺从、每天把御茶倒进袖中暗袋的人。
苏砚将茶饼翻了一面，用指甲在饼底刻了一个极小的记号——一个“旱“字。
这是他“心账“之外的第二条物理记录。第一条是残页。
残页记的是“过去“——控心局的由来和逻辑。
这个“旱“字记的是“现在“——灾难正在逼近的证据。
将来，当他有足够的证据时，这些记录将成为破局的武器。
但在那之前，他只能等。
等旱情真正爆发的那一天。
等所有人都无法再假装“没有问题“的那一天。
等谎言被现实击穿的那一天。
那一天不会太远了。
苏砚抬头望向窗外。
天空依旧是那片枯蓝。
万里无云。
没有一丝雨意。